以哈佛为代表的长青藤大学，的确体现美国且引领全球科技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些精英大学秉承“小而精”的办学理念，比如排列全球前十位的加州理工学校，办学规模始终保持两千左右学生。哈佛大学注册学生的总量，也只是在两万上下浮动。但是，这些数量仅占美国高校总数百分之三的精英大学，不可能支撑起公共利益取向的高教系统，也难以完全满足社会发展对知识创新及其人才的需求。承担着美国高教普及的是占到六成以上的高等职业学校和社区大学。

　　欧洲也类似。德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当归功于数量双倍于研究型大学的应用技术大学。这些高校的产生是大学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普通大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以及职业分化之产物。现代大学已不再囿于洪堡式的“研究高深学问”和韦伯式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之古典大学传统，并从社会和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突出其为社会和经济的服务功能。反过来，社会和经济也由此为高校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如今，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跨越。我国普通高教在学人数位居世界第一，高教毛入学率达到22%。这就意味着大学教育的精英理念，将随之发生变化。

　　大众化理论的提出者马丁·特罗认为：“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所依赖的质量评价标准，不能沿袭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的标准，应持多元的评价标准”。然而，中国高教规模扩张中的趋同性却正在迅猛升级。专科要升本科，本科力争硕士点并强攻博士点；地方院校要在短期内完成“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研究型大学”三级跳；单科院校由多学科直冲综合化。如此大跃进式的发展，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大、全”式的精英大学。各类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更是强化了一个误导性的理念：只有哈佛式的大学才是世界一流的。于是，一个日益多元的世界却在为高等教育设置唯一标准，并因此带来负面影响：

　　第一，高校定位混乱。争创世界一流使高等教育质量竞争越来越成为科研的拼斗，为了追求卓越，高校刻意追逐课题经费，重研究轻教学，导致学术浮躁，学术造假等现象屡见不鲜。

　　第二，人才结构失调。2004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对我国40个主要工业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企业中技师与高级技师占全部工人比重是4%，实际需求却高达14%。近期“国际竞争力报告”指出，我国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师的能力名列世界最后，尽管规模位居世界前列。高端技术人才培养的低水平重复，直接阻碍了中国产业的提升。

　　第三，学生流失惨重。985、211等精英大学计划，人为地把高校分成三六九等，以至于高考的筛选功能变本加厉。不能跨入名牌学府便被打上失败者的烙印，普通高校本科生就业难已是燃眉之急。学生们纷纷投奔国外高校，中国的普通高校已渐渐成为西方大学的预科。

　　由是观之，已跨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既需要能够改变社会的精英大学，更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普通高校。哈佛可以引领北大、清华大学等中国研究型高校进入全球大学贵族俱乐部，却不是大众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导航灯。